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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青青的印记。他记得有一次，银杏上班来时，额角上挂了一块血疤，他曾问过她，那是怎么回事，是不是酸胖打的？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，是她不小心碰的。当时他没有过多在意，心想酸胖疼都疼不过来，怕是不会动手打银杏的。现在想来，觉得这其中定有原委。如果真是酸胖动手打了银杏，他绝对不会轻饶了他。现在，当他又一次看到银杏的那道伤疤时，不觉有些怀疑，就紧逼银杏说：“那道伤疤是怎么一回事？你必须给我说实话。”

银杏这才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其实，这也怨不得他，要怪，只能怪我。因为……因为……我叫了你的名字。”

天旺说：“叫了我的名字咋啦？我的名字就是让人叫的，叫了我的名字就打你，哪有这种道理？”

银杏说：“不是的，不是平时叫的，而是……在那种时候叫的，我也不知道，怎么就叫了你的名字。他生气了，说我跟他做事，还想着的是你，就推了我一把，额角碰在了炕沿上，碰破了。他平时，对我挺好的。”

天旺长吁了一口气。多情的女人啊，过错不在于你，也不在于他，一切的罪孽，都是我引起的。你忘不了我，我也同样忘不了你。我们只能把那份美好的感情永远的储藏在心底吧。无论怎样，一想起你要离开红沙窝村，要到遥远的天边去，我还是不放心。想到这里，便坚定地对她说：“过去的就过去了，我也不再说什么，可是，你不能到新疆去，说什么也不能去。我要当面给酸胖说说，你不能去！”

银杏突然央求他说：“你别……别去找他了，我求求你，别去找，找了也没用，反而……会让他生疑。”说完，一扭头，飞跑了去。

他无奈的长叹一声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又做了一件错事。原本的想为她遮风挡雨，没想到风没遮住，雨没挡住，反而却加重了她的痛苦。早知这样，何必当初？

三十晚上，杨二宝老两口早早地煮了一大锅肉，等着儿子媳妇孙子来装仓。每年的大年三十，他们都是在他家里来聚，儿子们要孝敬他，他要给孙子们发压岁钱。今年的年三十，却不同了，这是他们的这个大家庭最后的一次的聚餐，聚完了，天盼的一家人也就要远走天边了，再聚时，又不知是何年何月。一想起这些，老两口都闷闷不乐。

还不到相聚的时候，天旺一家三口就早早赶来了。天旺自然明白父母的心情不好，就想早早过来宽慰宽慰。

弟弟一家要走，酸胖一家也要走，村里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人基本上都要走，一走就是三十多户，一百多口人啊。这给天旺带来了一次极大的震撼。这种震撼，是来自灵魂深处的，是涤荡心扉的。他又一次强烈地感觉到，生活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的人们是多么的艰难，一代又一代的人，一边在与风沙做着不懈的斗争，一边又要适应强烈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，当他们从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历程中，慢慢寻找到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，试图从根本上摆脱贫穷时，却又遭到了大自然的无情的摧残。这就是东西部的差别，这种地域上的差别，注定了西部农民生存的更为艰难。尽管如此，他丝毫不后悔当初的选择，也许他所做的一切努力，在这日益恶化的大自然面前微不足道，但是，他至少尽了一个土地的儿子应尽的拳拳之心，即便有一天，真的被黄沙掩埋了，他也无遗憾。

父亲见他们一家三口来了，脸上一下有了喜色。他看到了父亲的喜色中，明显地少了几分自然，多了几分勉强。他知道父亲的心病还是在天盼一家上。为了使父亲开心，他只好故作轻松地说，爹，你别为天盼的事多想了，他要去，就让他去。去了，实在呆不下去了，他也就死心了，回来就与我一起办厂算了。父亲说，没想的，没想的。想啥呢？儿女们大了，谁的路还得谁走，我想也是白想。天旺说，这才是正主意，你和妈的日子过好，儿女们的事，你就少想些，想多了也没用。父亲说，说得对哩，这日子不是想出来的，是过出来的。过吧，日子嘛，就是这么个过法。正说间，天盼一家也来了，天盼的孩子早已上学了，天盼的媳妇见了人，还是先抿嘴一笑，然后指示他的儿子向爷爷奶奶、大伯大妈问好，在这问好的过程中，她的礼数也就一一地尽到了。

招呼打过了，好也问过了，一大家的人，再也找不到往年的大年三十的快乐了。谁的心里都明白，这将是他们这个大家庭的最后一个年三十日，这个年三十一过，也许将会成为永远的分离。肉上来了，大家闷闷地吃，吃过了肉，婆娘孩子们围着电视看了起来，他们父子三人喝了些酒，话才慢慢多了起来。杨二宝说，天旺、天盼，爹这辈子，想给你们铺摊个家业，但是，由不了人，最终不但没有铺摊开，反而欠了一屁股的债，让你们两个，一个承担了我的债务，一个又要背井离乡。想起这些，爹总觉得对不起你们。天旺和天盼听了，都来劝说，让他别放在心里去，他们都很年轻，前头的路还长着哩，他们会好起来的。说了好一阵，杨二宝的情绪才慢慢地好转了。田大脚听到了，就插话说，再别让你爹喝了，他盛不了酒了，喝上一点点，就由不了他了。杨二宝就说，谁说的？我